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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轻易了解的。

( 二) 国家机构规范实施即是宪法实施之辩除上述关于法律实施即意味着宪法实施之外，还有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就是国家机关规范实施即是宪法实施论。而宪法上关于国家机构权力规范的规定实质上是为权力运行的范围与方式划定了界限，依宪依法行使其权力，就能够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并成为合格的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

其次，宪法实施不同于法律实施之深层原因还在于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之不同。所以，宪法价值的共识认同是后三十年宪法实施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各级人民法院，以审理案件的方式对争议双方的权利予以公平保障。如果基本权利规范不能有效实施，则只能任凭权力主体的宰割，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因为宪法的制定权在于人民自己，宪法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意整合与集中表达，代表着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与价值诉求，也最能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认同。

宪法实施之本质与目的何在？ 宪法实施到底实施什么？ 在笔者看来，宪法实施最终实施的是人权规范即基本权利规范，也就是说基本权利规范实施是宪法目的之所在。凡是背离宪法上的权力规范之范围与目的的权力行使，都是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宪法根本目的相冲突的。法律规范不仅应当被服从，而且可以作为判定特定行为合法或违法的基础，也即构成特定价值判断的依据。

其次，法律的适用过程是抽象规范具体化的过程，具体化意味着法律评价的确定化，这也是一种创造法律的过程。[30]根据传统宪法理论的见解，具有法律形式的国家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行政行为，对这些行政行为只需进行合规性控制、合法性控制即可，而无须合宪性控制。但凯尔森随即指出：君主立宪制时代的宪法学说掩盖了君主权力的危险本质。凯尔森认为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美国式的分散审查也不能避免这些危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设计合理的制度将这些危险控制在最小限度。

[7]君主立宪制脱胎于绝对君主制，但在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等方面有明显进步。特别是随着附带性审查模式的广泛应用，普通法院提出法律规范违宪问题和宪法法院审查法律违宪问题的结合使得合宪性控制具有混合性，也即综合了美国模式和奥地利模式的特征，这更有利于保障宪法原则的至上性、宪法文本的尊严性。

五、意义前文已经简要地分析凯尔森宪法司法保障理论出现的背景。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合规性审查、合法性审查。宪法法院的合宪性控制职能不会影响这一目的的实现，相反会促进权力平衡、促进民主实现。在凯尔森看来，传统宪法理论对制定法律和适用法律的区分是不尽完善的，它强调了两者的差异，却忽视了两者在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的相似性。

[35]3．合宪性控制的结果如果特定法律规范被认定为违宪，宪法法院的相应判决就具有撤销效力，违宪的法律或规章从判决生效日起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某些特定行为，必须经过特定机构的审查才能确认其无效，换言之，在无效判决生效之前推定其具有法律效力。需要说明的是，凯尔森认为宪法所确立的合法性原则并非意味着行政行为、司法行为符合法律即可，而是必须具有合宪性的法律基础。施米特的批评是基于另外一种宪法理念，即宪法是对特定民族存在状态、生存条件的确认。

无论基于何种宪法观念，宪法权威的实现、宪法制度的实施都是宪政的应有之义，合宪性控制的具体制度设计可能存有差异，但本质上均需保障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8]君主立宪制的出现导致局面有所改观，宪法概念开始受到重视，宪法规范的存在决定了立法必须按照既定规则操作。

以行政行为为例，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来说，如果违反规章或法律，则撤销判决意味着其不生效力。因此，法律内容虽由君主和国民代表共同商定，法律效力却取决于君主，而不论其是否遵循宪法所确立的立法规则。

联邦行政法院的法官虽由联邦政府提名、联邦总统任命，但主席和半数法官必须获得众议院的同意，其他半数法官也必须获得参议院的同意。法律规范效力强调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必然性关联，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就应赋予相应的法律效果。[33]2．合宪性控制的标准合宪性控制的标准取决于合宪性控制的目标。在议会民主制国家，合宪性审查是确保平衡机制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它可确保宪法得到有效实施，也能保障民主得以有序推进。欧洲当代宪法理论即旨在检讨混合模式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弊端，并提出各种构想对其加以完善。[43]这种持续的变革始于1929年，奥地利在这一年修改宪法，拓展了违宪审查的审查范围：如果普通法院的法官在从事司法审判时发现普通法律有违宪嫌疑，他可以暂时中止审判程序而将法律违宪问题移交给宪法法院，在宪法法院对法律是否合宪作出判断后再继续司法审判。

需要注意的是，宪法对宪法法院的解释不会施以严格的控制，这可能导致宪法法院的解释超越宪法原旨或人民公意，因此，宪法在规定法律原则时必须尽量规定适用限制条件。[22]法律制定和法律执行的同一理论表面上看无甚价值，实际上却是合宪性控制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12]根据法律规范的位阶理论，如果从属于宪法的法律违反宪法，则构成直接违宪。[46]如今欧洲宪法学界也在争论是否存在统一的违宪审查欧洲模式，[47]因为附带性审查、个人诉愿等制度的采纳使得欧洲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和美国模式越来越相近，而且也确实改变了凯尔森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最初构想，但集中审查机构的确立（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判决的消极立法效力、宪法法院兼具政治职能和司法职能、凯尔森模式和民法法系的制度契合等特征还是具有其独特性，对于我们来说，凯尔森开创的违宪审查欧洲模式还是具有借鉴意义。

[41]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203～206页。参见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338页。

只有在法律规范从属的规范体系、法律秩序具有实效的条件下，具体法律规范才能被认为是有效力的，但法律秩序、规范体系具有实效只是具体法律规范有效力的条件之一，而非根本性理由，并且这里所说的实效具有抽象意义而非涉及具体意义。[15]联邦制的问题是凯尔森宪法理论的重点内容。[1]然而，无论是本土经验分析，还是比较制度借鉴，在理论诠释层面和实践反思方面均有完善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反对宪法司法化的理论研究也得以深化，典型的如翟小波：《论我国的宪法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35]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89～190页。该文集也收录了Judici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ustrian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此文已经被张千帆教授翻译成中文并刊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

根据该学说的阐述，法律依然是君主排他意志的表达，在立法过程中议会仅具有辅助性功能。但是否有必要赋予宪法法院以撤销相关国内法的权限？如果宪法明确承认国际条约的存在，也即将国际条约纳入国内法秩序，国内法的制定者就必须尊重这些国际法规范，宪法法院有权撤销违反国际条约的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

举例而言，司法行为既适用法律、规章等一般性规范，又创造针对特定对象、执行特定制裁的个别性规范。在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中央政府可以对地方（州、邦等）的法律提出违宪审查建议，地方政府可以对联邦或其他地方的法律提出违宪审查建议。

[43]本部分仅简要介绍违宪审查欧洲模式的变迁历程，至于欧洲模式的具体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详加分析。本文主要依赖凯尔森关于违宪审查的相关论述文献，对其理论加以简要的介绍和评析。三、基础根据上文的简要描述，我们可初步了解凯尔森合宪性控制思想的历史背景，但其宪法的司法保障理论不仅是对时代问题的简单响应，而且是其纯粹法学理论的应用和深化。即使存在侵害情形，这种侵害也不一定存在危害。

这种对法律规范存在的说明和法律价值判断本身在客观层面均是可证实的，都可以回归到客观存在的实在法。英国在20世纪初虽然发展了刚性宪法观念，但同样认为宪法保障应由普通法院进行。

问题是：这种过时的理论能够响应议会民主制带来的挑战吗？（二）作为高级法和根本法的宪法实际上，议会民主制时代的宪法概念已经迥异于君主立宪制时代的宪法概念，尽管两者可能共享高级法和根本法等基本理念。[29]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74～175页。

[28]Hans Kelsen，第4页注[4]，第173页。如果法律不是因为内容瑕疵而是因为程序瑕疵具有违宪性，宪法法院也可以规定撤销判决在一定期限后再生效，以便立法机构通过修改法律及时补正形式瑕疵。